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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美国国父们在制定宪法的过程中也大量地使用了功能主义的方法去促成分权制衡的状态，使国家权力部门之间的功能互补成为宪制稳定和宪法实施的必要条件。

[79]即使如此，也应当注意，毛泽东时代的全国人大与其后逐渐加强的全国人大有很大的区别。在现代复杂的社会中，有关代表机制的配置或许能够产生可行的代表原理而不仅仅是政府代表。

另外，国家主席还有宣布国家 进入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的权力（第80条）。(二）双司法体制 类似地，在一种宽泛意义上，也能够把握这种双轨宪制下的双重司法结构。[88] See Yan Xiaojun, "Regime Inclusion and the Resilience of Authoritarianism: The Local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in Post-Mao Chinese Politics, (2011)66 China Journal 70. [89] Ibid.,p.73. [90] 政治协商制度在中国政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 参见杨思卓：《未来学家讲"中国故事——读中国大趋势》，载《名作欣赏》2010年第4期，第108—110页。[78] See n 10 above,pp.27-31. [79] Ibid. [80] See n 63 above,pp.358-359. [81] 中国则采取了一种"薄法治模式。

[48] 其次，全国人大制度性监督功能被不断强化。[38]在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纠纷[39]—案（以下简称齐玉苓案）引发的宪法司法化浪潮的起伏转折之后，情况更是如此，中国宪法实施的司法审查可谓希望渺茫。全国人大会议严格按照八二宪法的规定如期举行，也就是说，它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召集。

这种路径与自由民主国家显然不同。与西方的政治制度不同，比如英国的议会主权和美国的三权分立，中国宪制是建立与人大制度的基础之上的。此点已被《国防法》第19 条法律化，该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力量须 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些候选人都将承担新的全国人大职务，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以及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

这种思想也体现在《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 (2013—2017)》中，纲要强调了法治之下的党的治理和党内民主。[95]例如，党的第十七届全国代表大会就采取了某种竞争机制以及扩大党内竞争性选举范围的做法。

这些都可以解释为彻底关闭宪法司法化可能性的事实。现在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政治惯例，书记处必须同时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服务。虽然后来他由于税收检查和其他措 施打消了此一念头，但即便如此，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这种行动并不能阻止中国中产阶级对民主参政的追求。[92]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于2004年9月通过），第九部分第五节。

2010年，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也引发了中国是时候讲述自己故事的讨论：中国人有能力创造伟大的故事，中国人也一定能学会讲好自己的故事，让中国的故事传遍世界、感动世界。一份关于 27个省份的地方人大的调查报告显示，有18个省份曾经否决了49名（总人数712人）党提名的候选人，否决率达到4%。考虑到中国共产党总是先于全国人大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现实，党必须遵从国家宪法维护人大制度的权威性。关于其他制定法，由于国家宪法作用的加强，自从中国共产党发布第8号中央文件以来，也就 是1991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国家立法工作领导的若干意见》（中发〔1991〕8号），全国性的立法变得更加自治和自主。

[11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实施意见》（2010年）第2段。这里，有关不成文宪法概 念的使用是武断的。

[15]另外，他还引用了惠尔（K.C.Wheare)的有关论述作为旁证。他们有的要求直接介入政府、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有的直接处理民众申诉、批评和建议。

[32] 确实，中国宪制的关键要素由两个部分构成，这与其他民主国家并不相同。实质上，是党的宪法起草小组独自起草宪法，而后才将宪法草案提交给宪法起草委员会进行后续的程序。否则，如郑永年指出的，正如薄熙来案所呈 现的，竞争性机制将带来政治混乱或政治悲剧。根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21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成员，乡、民族乡、镇人大主席和副主席，各级政府行政首长和副首长，人民法院院长和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由本级人大主席团或人大代表联合提名。需要注意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必须同时兼任国家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以保持政治稳定，也就是所谓的三位一体体制。[11]另有一些学者试图绕过对宪法文本的分析，而使用活宪法(living constitution)概念来阐明中国实际的宪法秩序。

怀特指出，这源于邓小平及其他社会主义者加强全国人大的努力。[65] 参见杜强强：《湖南人大常委会不批准许庆生担任郴州市检察长》，载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事例研究》（第三辑），法 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10—325页。

这是符合宪法和相关法律的。[93]现在，公众能够获得越来越多关于党的信息。

虽然戴雪提出了构成英国宪法性法律的两种规则，但是，他所指的惯例并不是正式的法律，即使这些惯例可以调整某些主权者的行为。[42] See n 38 above,p.952. [43]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rt 57. [44] Ibid.,Art62. [45] Ibid.,Art61. [46] See Zhao Xiaoli, "O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Deputies in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China",(2012)5  Tsinghua China Law Reivew 2-27;Kevin O'Brien, Reform Without Liberalization: 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the Politics of Institution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157. [47] 具体内容可参见陈斯喜：《新中国立法60年回顾与展望》，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第3—5页。

[10]—些早期的学术研究也曾试图从非自由主义的视角探求中国宪政的发展，特别是强调全国人大作为形成中国宪制的可能路径，但是这种观点已经被自由主义宪政论者所摒弃。[82]宪法修改的程序与此类似，比如，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就首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宪法修正案的总体原则。因为中国共产党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政治团体，而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石。[109] See Minxin Pei, 'What China's Leaders Fear Most", The Diplomat, July 30 2012,available at http://thediplomat.com/2012/07/ what-chinas-leaders-fear-most/(visited 8 April 2014). [110] 《立法法》第7、8条。

例如，1982年以前，因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全方位的掌控，其行使军事权的依据不是国家宪法，而是党章。这些构成了中国广义上的法律制度，包括七大部门法，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86] 另外，地方党委书记在其任期内，同时兼任同级人大常委会主任，此已成为具有普遍性的政治实践。[5] 参见韩大元：《建设社会主义宪政》，载《新财经》2012年第4期，第40—43页。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主权机关，拥有广泛的职权和最高的权威……因此，将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不是建立于成文宪法基础上的人大制度，而是在中国革命中形成的、为成文宪法序言所确认的、在政治事实中所践行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二是全国人大，它的成员是通过法定的民主选举程序产生。

况且，这既不能揭示出中国共 产党与全国人大的实质关系，也不能反映实践中双轨宪制的作用机制。[48] 其次，全国人大制度性监督功能被不断强化。一些党的组成部门是独立的，具有与政府同等的地位，有的则已融入政府，比如根据党章设立的中共中央台湾事务办公室与国家宪法之下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这样一个术语来形容，即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显然，宪法惯例受宪法规则的约束，与所谓中国 的不成文宪法是有区别的，因为后者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可以凌驾于成文宪法。

在全国人大全体会议开始时，中国共产党最先向全国人大主席团建议候选人员，然后再提交给代表们最后讨论和决定。[7] See Callahan(n 3 above),p.13. [8] 近来关于中国宪政理论的讨论，参见 Jiang Shigong, "Chinese-Style Constitutionalism: On Backer's Chinese Party-State Constitutionalism, (2014)40(2)Modern China 133-167;Larry Cat à Backer, Toward a Robust Theory of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al State: Between Formalism and Legitimacy in Jiang Shigong's Constitutionalism",(2014)40(2)Modern China 168-195。

选举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3] 在有关中国宪制的既有研究基础上，本文首先阐明为何不成文宪法的概念被误用以及此一概念为何不适合中国，随后提出了中国自1978年以来已经逐步建立起了一种执政党与国家相互依存的双轨宪制结构。

[46] 首先，在中断整整20年之后，法律草案被 重新提起。[2]对于中国经济转型，林毅夫教授认为，与威权体制和自由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中国模式已然形成，[3]这种模式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中国1978年后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快速经济发展。